閱讀下面的論說文，完成下面的問題。
　　在先秦諸子百家中，若論對中國實際政治的影響之巨，則非法家莫屬。所謂“百代都行秦政制”，便是對封建政治文化之本質(zhì)的揭示。
　　以商鞅、韓非為代表的法家，最切合春秋戰(zhàn)國時代君主們的需求，因為那時的社會充滿血腥的征伐，各國為了在虎狼叢中圖生存，唯有采納刑賞并用的法家學說，不惜一切手段富國強兵才有出路。法家的特點有二，一是功利主義，如為了使軍隊成為虎狼之師，它規(guī)定按斬獲敵人首級的多少評定軍功，而軍功可帶來爵位、封邑等一切物質(zhì)利益；二是整體主義，它講求步調(diào)一致，甚至不惜以鼓勵告密和輕罪重罰等恐怖手段來消除亂源、維系穩(wěn)定，因此漠視個人、草菅人命成為常態(tài)。法家學說在亂世最見效果，但等到天下安定后，統(tǒng)治者如果單純用法家治國，卻容易引火燒身。暴秦二世而亡，給后來的封建統(tǒng)治者一個啟示，即在施政過程中，誠實地違反道德或赤裸裸地作惡是危險的，必須用儒家、道家的面目將法家的內(nèi)核掩蓋起來，在被統(tǒng)治者的經(jīng)驗中投下道德的影像，給他們以幻想和期待，這樣才便于巧取豪奪?！瓣柸尻幏ā薄巴獾纼?nèi)法”就是這么形成的。
　　按照清末思想家譚嗣同的說法，“陽儒陰法”不啻為鄉(xiāng)愿與大盜的結(jié)合，其必然結(jié)果是好話說盡，壞事做絕。在先秦諸儒中，譚嗣同特別痛恨荀子，因為正是荀子援法入儒，開創(chuàng)了儒法合流的先河。秦國的李斯就曾跟隨荀子研習帝王之學。荀子主張“性惡論”，但他強調(diào)的是“權利之惡”而非“權力之惡”。在荀子看來，圣人治國的方法，不是依靠人人為善，而是使人人不作惡。仁義固然要講，但起主要作用的還是防范、懲治之術。有作為的君主絕不會一葉障目，不見泰山。
　　與“陽儒陰法”相比，“外道內(nèi)法”更具迷惑性，因為道家標榜清凈無為，而法家則表現(xiàn)為刻薄寡恩。兩者之間不是有天淵之別么？司馬遷寫《史記》，將老子與韓非子合傳，這在常人看來是很難理解的學案。后世文人中，關注并研究這一學案者不少，但剖析得最深刻的恐怕是王夫之。王夫之認為，道家和法家的共同點在于以疑慮箝制天下。老予多機詐，教導君主虛靜無事，處暗見疵。但機詐既興，其末流必極于殘忍。再者，君主欲無為，欲自逸，必以重用酷吏督責天下，將一切委于有為之法才能做到。到了近代，撰寫《厚黑學》的李宗吾先生對此學案也有一些精彩的發(fā)揮，比如他說：“道家是法家的收斂狀態(tài)，而法家則是道家的爆發(fā)狀態(tài)?！比绱苏摂嘧屓朔Q奇。
　　法家動輒言“法”，但法家思維與現(xiàn)代意義上的“法治”完全是兩回事。在法家學說中，法律不過是統(tǒng)治者的一種工具，君主本身是不會受法律約束的。君主口銜天憲，言出法隨。他的言辭就曩法律，具有君臨一切的威力。而現(xiàn)代意義上的“法治”，則意味著無論何人都必須遵循大家共同約定的法律。尤其是公權力，更要有明確的法律邊界。濫用公權力，便是對憲政的褻瀆，對法律的踐踏，公民社會不能容忍這樣的無知妄作。
1．下列對于法家的理解，不符合文意的一項是
[     ]
A．法家學說誕生于戰(zhàn)事頻仍的先秦時期，它在消除亂源、富國強兵方面發(fā)揮了作用，迎合了諸侯國君主們的需求。
B．法家主張刑賞并用，一方面它以物質(zhì)利益獎勵軍功，帶有功利主義的色彩；另一方面它也采取恐怖的手段來維系穩(wěn)定。
C．法家以嚴刑峻法督責天下，在亂世效果最明顯，但天下太平后，如果還只用法家治國，那么就有可能危及統(tǒng)治。
D．法家所謂的“法”，是一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，它不容許任何人褻瀆踐踏，所以需要由酷吏執(zhí)行，鉗制天下。
2．下列關于儒、道、法合流的說法，不符合文意的一項是
[     ]
A．儒、道、法合流，掩蓋了封建統(tǒng)治的本質(zhì)，具有相當?shù)拿曰笮浴?br /> B．“陽儒陰法”“外道內(nèi)法”都具有欺騙性，清代譚嗣同對此深惡痛絕。
C．法家刻薄寡恩，需借助儒家仁義的道德外衣，給百姓以幻想和期待。
D．封建統(tǒng)治要維持表面的虛靜無事，必須靠嚴刑酷吏的有為之法。
3．下列對文意的分析，不正確的一項是
[     ]
A．法家刑賞并用的主張，為封建統(tǒng)治提供了理論依據(jù)。它對中國實際政治的影響超過了其他學說。
B．在茍子看來，人性是惡的，所以圣人治國必須依靠防范、懲治之術，以使得人人不作惡。
C．王夫之認為，司馬遷意識到道、法兩家在鉗制天下方面有共同點，因此寫《史記》時將老子與韓非子合傳。
D．法家重“法”，主張極力發(fā)揮法律這一工具的防范、懲治作用；但同時它也重視對百姓的教化勸善。

參考答案：
1．D
2．B
3．D

閱讀下面的論說文，完成下面的問題。
　　在先秦諸子百家中，若論對中國實際政治的影響之巨，則非法家莫屬。所謂“百代都行秦政制”，便是對封建政治文化之本質(zhì)的揭示。
　　以商鞅、韓非為代表的法家，最切合春秋戰(zhàn)國時代君主們的需求，因為那時的社會充滿血腥的征伐，各國為了在虎狼叢中圖生存，唯有采納刑賞并用的法家學說，不惜一切手段富國強兵才有出路。法家的特點有二，一是功利主義，如為了使軍隊成為虎狼之師，它規(guī)定按斬獲敵人首級的多少評定軍功，而軍功可帶來爵位、封邑等一切物質(zhì)利益；二是整體主義，它講求步調(diào)一致，甚至不惜以鼓勵告密和輕罪重罰等恐怖手段來消除亂源、維系穩(wěn)定，因此漠視個人、草菅人命成為常態(tài)。法家學說在亂世最見效果，但等到天下安定后，統(tǒng)治者如果單純用法家治國，卻容易引火燒身。暴秦二世而亡，給后來的封建統(tǒng)治者一個啟示，即在施政過程中，誠實地違反道德或赤裸裸地作惡是危險的，必須用儒家、道家的面目將法家的內(nèi)核掩蓋起來，在被統(tǒng)治者的經(jīng)驗中投下道德的影像，給他們以幻想和期待，這樣才便于巧取豪奪?！瓣柸尻幏ā薄巴獾纼?nèi)法”就是這么形成的。
　　按照清末思想家譚嗣同的說法，“陽儒陰法”不啻為鄉(xiāng)愿與大盜的結(jié)合，其必然結(jié)果是好話說盡，壞事做絕。在先秦諸儒中，譚嗣同特別痛恨荀子，因為正是荀子援法入儒，開創(chuàng)了儒法合流的先河。秦國的李斯就曾跟隨荀子研習帝王之學。荀子主張“性惡論”，但他強調(diào)的是“權利之惡”而非“權力之惡”。在荀子看來，圣人治國的方法，不是依靠人人為善，而是使人人不作惡。仁義固然要講，但起主要作用的還是防范、懲治之術。有作為的君主絕不會一葉障目，不見泰山。
　　與“陽儒陰法”相比，“外道內(nèi)法”更具迷惑性，因為道家標榜清凈無為，而法家則表現(xiàn)為刻薄寡恩。兩者之間不是有天淵之別么？司馬遷寫《史記》，將老子與韓非子合傳，這在常人看來是很難理解的學案。后世文人中，關注并研究這一學案者不少，但剖析得最深刻的恐怕是王夫之。王夫之認為，道家和法家的共同點在于以疑慮箝制天下。老予多機詐，教導君主虛靜無事，處暗見疵。但機詐既興，其末流必極于殘忍。再者，君主欲無為，欲自逸，必以重用酷吏督責天下，將一切委于有為之法才能做到。到了近代，撰寫《厚黑學》的李宗吾先生對此學案也有一些精彩的發(fā)揮，比如他說：“道家是法家的收斂狀態(tài)，而法家則是道家的爆發(fā)狀態(tài)?！比绱苏摂嘧屓朔Q奇。
　　法家動輒言“法”，但法家思維與現(xiàn)代意義上的“法治”完全是兩回事。在法家學說中，法律不過是統(tǒng)治者的一種工具，君主本身是不會受法律約束的。君主口銜天憲，言出法隨。他的言辭就曩法律，具有君臨一切的威力。而現(xiàn)代意義上的“法治”，則意味著無論何人都必須遵循大家共同約定的法律。尤其是公權力，更要有明確的法律邊界。濫用公權力，便是對憲政的褻瀆，對法律的踐踏，公民社會不能容忍這樣的無知妄作。
1．下列對于法家的理解，不符合文意的一項是
[     ]
A．法家學說誕生于戰(zhàn)事頻仍的先秦時期，它在消除亂源、富國強兵方面發(fā)揮了作用，迎合了諸侯國君主們的需求。
B．法家主張刑賞并用，一方面它以物質(zhì)利益獎勵軍功，帶有功利主義的色彩；另一方面它也采取恐怖的手段來維系穩(wěn)定。
C．法家以嚴刑峻法督責天下，在亂世效果最明顯，但天下太平后，如果還只用法家治國，那么就有可能危及統(tǒng)治。
D．法家所謂的“法”，是一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，它不容許任何人褻瀆踐踏，所以需要由酷吏執(zhí)行，鉗制天下。
2．下列關于儒、道、法合流的說法，不符合文意的一項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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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．儒、道、法合流，掩蓋了封建統(tǒng)治的本質(zhì)，具有相當?shù)拿曰笮浴?br /> B．“陽儒陰法”“外道內(nèi)法”都具有欺騙性，清代譚嗣同對此深惡痛絕。
C．法家刻薄寡恩，需借助儒家仁義的道德外衣，給百姓以幻想和期待。
D．封建統(tǒng)治要維持表面的虛靜無事，必須靠嚴刑酷吏的有為之法。
3．下列對文意的分析，不正確的一項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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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．法家刑賞并用的主張，為封建統(tǒng)治提供了理論依據(jù)。它對中國實際政治的影響超過了其他學說。
B．在茍子看來，人性是惡的，所以圣人治國必須依靠防范、懲治之術，以使得人人不作惡。
C．王夫之認為，司馬遷意識到道、法兩家在鉗制天下方面有共同點，因此寫《史記》時將老子與韓非子合傳。
D．法家重“法”，主張極力發(fā)揮法律這一工具的防范、懲治作用；但同時它也重視對百姓的教化勸善。

參考答案：
1．D
2．B
3．D